前天晚上看电视，说北京市政府要大力整治随地吐痰的行为，于是花重金购进了一部价值百万的监控车，目的就是监视和拍摄老百姓随地吐痰的画面，让其无法抵赖，乖乖承认罪行，老实交出罚款。（参考http://auto.163.com/06/0226/02/2ARSIGIN000816IH.html）节目里主持人也在讨论，此举到底是不是“杀鸡用宰牛刀”， 并且对于吐痰的人处于20－50元的罚款是不是合理也各有看法。其中一个女主持人称，要想杜绝此类不文明行为就要向新加坡人学习，就是说不光要罚，还要狠狠的罚，再伴随逮捕拘禁乃至判刑等等的法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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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我心里不禁有点寒意，新加坡可以如此治理一是有李光耀的铁碗统治，二是新加坡实在是个弹丸之地，管1万个人和管100万个人的差别想必还是很大的，怎么可以生搬硬扯的套用。此外我也很纳闷，这种重罚之下的”规范“到底能维持多久。说句不客气的，新国的国民之所以不会小处随便，恐怕不是出于什么“自觉”的好公民意识，更多的是因为“要挨鞭子”的条件反射。鉴于此点，李先生当年肯定是巴普洛夫的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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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新国的高压政策，我更欣赏日本的国民教育。二战后的日本迅速崛起很大程度是拜普及高质量国民教育所赐，而这种自觉自愿的素质体现，在同一公司共事的日籍同事身上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体验。日本人最最怕的不是翻历史的老帐，倒是很忌讳在日常生活里“麻烦”别人，为了不“麻烦”他人就要老老实实做人，不要做出什么失礼的事情来，政府还曾倡议民众如果情侣当街kiss要向周围的人鞠躬道歉，因为他们两人亲密无间的行为可能对其他路人来说是很“困扰”的事情。虽然有点“脱裤子放P”之嫌，但是大和民族精致到细节的民族性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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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与其花百万买什么监督车，不如从幼儿园到大学乃至研究生院、博士生院，让教师导师们时不时的和自己学生聊聊怎么样遵守社会公德，或是，每个家庭里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给自己的下一代以身作则要来得经济。监督车明显是个亡羊补牢的难言之隐，全民素质的重塑才是屏避不文明行为的有力又有效的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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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皮的想，不知道要罚多少个人才能把监督车的本钱给捞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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